写在黄昏时刻的那一缕余辉······

2001年3月15日(农历二月二十一日，星期四)上午，春风吹拂，天气晴朗，天竺花盛开，处处是一片春天的景象。

我和周老师被学区领导请进了学区小会议室，参加学区专为我和周老师内退召开的欢送会。从此，我和周老师退出了学区机关，回家休养。

此后，我在社会大舞台的人生戏剧拉下了帷幕。以后的日子，或坐在卸装室里休息，或坐在社会人生大舞台下，品尝他人的人生戏剧表演。

我从19岁(1963年)高中毕业后走向社会大舞台至我57岁(2001年3月)内退走出学区机关，在社会大舞台演出了整整38个春秋。

这38年的岁月里，我从演农民开始，到演小学教师结束。

曾扮演过二年农民，二个月煤矿上的挑水工，一年半修渠道的民工，八个月建筑工地的小工，以及一个月的炊事工，一年“赤脚”老师，十三年民办教师和之后南桥学区的公办教师。其中当过十四年小学校长，二年教导主任，十年学区出纳，十年南桥乡教育工会主席。

这些角色都是最原始的、最基本的、最底层的平民百姓角色。人生戏剧当然也是些最普通的大众化的平庸戏剧。所以，它没有精彩片段；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；它更没有高雅唱词和华丽辉煌篇章。但是，这台平庸戏，对于自已，它也有值得欣慰的地方，它也有值得欣赏的地方，也有值得自豪的地方。

值得自己欣慰的地方有四：

其一，人生路上的坎坷、波折和甚至迫害，我没有因坎坷摔倒而沉沦不起，因波折挫败而心灰意冷，因摧残迫害而致于死地。我终究在人生道路上艰难地站立挺直，迎着狂风暴雨，迎着寒冬酷暑艰难地一路走来；道越走越平坦，路越走越宽阔；我的人生戏剧越演越顺畅……这是我人生中的最大欣慰。

其二，在我成家的岁月里，黑心肠的人故意歪曲事实，强行给我扣上“富农成份”这顶黑帽子，百般歪曲拦阻，导致出现《婚姻悲剧》一幕，企图致我无法成家，单身光棍一辈子。还好，我遇上了一位好村书记，成全了天赐予我的一位女中贤人。从此，夫妻携手拨开了重重云雾，在荒漠废墟堆里建立了一个家庭，共同创造了一片生存蓝天。人生戏剧有了一个好帮手，助使我的人生戏剧终于演出成功。

其三，在谋职的道路上，本来我可以畅通无阻地走进鲜花丛中的盛果园，但忌妒和陷害，千方百计把我往荆棘丛里推去。做飞行员被诬陷，升大学被陷害，参军又受阻拦，即使在小学的三尺讲台，无风也有三个浪，曾三进二出，在《无虎请猴》的情况下，驱促自己一生的顽强奋斗和不懈努力，终于夯实了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。虽然不是在铺满鲜花和盛果园里，但还是有我啃酸枣裹饥腹的地方。然后即使是啃酸枣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也会招惹着某些人的忌妒和眼红。

其四，我的人生戏剧谢幕了，《我的人生戏剧》也随之完成了。这是我人生中又一最大欣慰。因为《我的人生戏剧》不但记录着我的人生轨迹，更多的是折射了我们这一代人生道路是如此坎坷、曲折，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镜头、一个缩影罢了。我从小就有一个心愿，我要把我的人生剧本写出来，我的戏剧演完了，我的剧本也终于收稿了。人生中还有比这值得高兴，值得欣慰的事吗？

我认为，值得自我欣赏、值得自我回味的地方有三处。

其一处：《饿饥苦读》这一幕，是现代青年人无法想象的镜头。其实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这个镜头虽然不会在今天的日子里出现，但去看看和回味这个镜头，对人们或许会有所收获。只有深刻体会到它的苦，才能倍感今天的日子比蜜还要甜；只有深刻体会到它的苦，才会珍惜今天的甜日子；只有深刻领会到《饿饥苦读》的精神，才能品尝到《险跳农门》的心中喜悦。

其二处：《闪电结婚》恐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闻。可惜没有上《吉尼斯记录》。青年人结婚这本是人生中一大喜事，我演出的却是一幕悲剧。这是“史无前例”年代一幕最典型的悲剧，亦是那个年代青年人悲惨遭遇的缩影。亦是那个年代青年人的悲哀。那个年代的黑五类（指的是地主、富农、右派、反革命、坏分子）家庭的子女中，有很多一生都无法结婚成家，他们比我更惨。虽然我不是黑五类，却受着黑五类子女一样的遭遇。我能“闪电结婚”，算是我的好命运，是我得到广大人们的同情和支持，才演绎着这幕笑不起来的喜剧。

其三处：《反戈一击》和《钥匙风波》是我人生中敢于拿起正义的武器向邪恶作斗争，是一场最紧张、最激烈、最残酷的拼搏和厮杀；没有枪声炮响，没有刀光剑影，也没有棒棍和锄头，是用我的笨嘴拙舌与五寸笔杆，捍卫自己的人格，捍卫自己的权利，捍卫自己的汗水财产，最终，我战胜了邪恶。

《反戈一击》和《钥匙风波》这二个片段表明：正义不要怕邪恶。正义终能战胜邪恶，正义只有斗争才能战胜邪恶。

这里可以再次提醒人们，正义的人们绝不能做《农夫和蛇》这则寓言中的农夫，善良的人们也决不能怜惜被冻僵了的蛇一样的恶人。

人生戏剧中值得自己自豪的地方也有四个：

第一，我的大学梦终究被掐灭，却在我三个孩子身上全实现了。有一次，三哥问我：“你人生中最自豪的是什么？”我毫不含糊、不加思索地回答了他：“我人生中最自豪的是把三个孩子送进了大学校门。”因为这个自豪在当时，不是人人皆有，也不是象添置家具这么简单做得到。

儿子进大学的那个年代，是百万学子齐挤独木桥，称大学为“象牙塔”，能挤过去的确实是少数，能进大学深造确实是件很不容易的事。我的三个孩子能进大学校门也同样经历过许许多多的惊吓和磨难。二代人的努力，他们终于如愿以偿，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，难道不值得我自豪吗？！

第二，我终于能圆满地让三个孩子完成了大学学业。

从1984年大儿子进高中，到第三个儿子2000年大学毕业，三个儿子读高中，念大学历时长达十七年之久，三个儿子的学费、伙食费、还有买录音机、购摄相机、买电脑、购打印机、大学后期的实习费，还有说不完的这个费，那个费，这百元钞票也不知用了多少迭。仅几百元一个月的工资的我和每天踩缝纫机的孩子妈妈，并没有让儿子因经济紧张勒过裤腰带。他们在读高中时，我每月准时给孩子送去伙食费；他们的同学见我来了，都会打趣地叫嚷起来：“你爸爸发工资的来啦！”我能使儿子们在高中、大学的校园内安心地学习，没有受经济上的困扰，圆满地完成学业，作为人父人母的我们，能够闯过这持久的，紧张的经济大关，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，我能不自豪吗？！

第三，用我们夫妇的汗水，垒起了三个地方的住房。这是连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。

1984年当我盖起了一栋砖木结构的八大间平房时，是木冲坑首家用红砖盖起来的房子。内兄张良谷带来的几位徒弟在我家油漆门窗、家具时夸奖我说：“易老师，你一生的事业已完成了呀！盖了房子，三个儿子，每个儿子都有一间睡房，还有什么比这事业更大的呢？”他们的夸奖，我也很欣慰，在当时的那个年代，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情。可是，随着形势的发展，我们夫妇勤奋努力，九年后的1993年，我们又在106国道旁建了一栋300平方米的楼房。贴上了瓷砖，油漆了门窗。1998年，再一次在醴陵城购置了一套三室二厅的住房。

我们虽然远远比不上他人的财富，但我们夫妇作为两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，能够在闪电般的结合后，经历“史无前例”年代大浩劫洗劫，在荒漠废墟中建立起来的家，能做出这样的一点“成绩”，我们夫妇的的确确洒过几番汗水的。我们终于能让孩子住上属于自己宽敞明亮的房舍，我能不自豪吗？！

第四，我在校园内耕耘了三十三个春秋，无论在课堂上教学，还是在学校中任职教导主任、校长，或在学区当出纳员、工会主席，每项工作，每件事情，我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，赢得老师们的称赞、学区领导的表扬，甚至得到了教育局的嘉奖。几乎每次教学成绩排名中必定有我的名字，而且前一、二名占多数。各项竞赛中，在我任校长期间，次次能捧回奖状。十年出纳工作，我没有出现大错误，也没有半点经济问题。曾经历过市反贪局、教育局多次突审突查；而且在市反贪局、教育局监审室“突然袭击”中，不但没有查到丝毫问题，还受到他们的表扬——“象你这样短时间内就清清白白把账目搞得清清楚楚的，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。”十年的工会主席，八年被评为先进个人。三十多年的校园生活，我受到学区、乡镇政府、教育局、县（市）政府、株洲市评先、记功奖励达二十七次之多。是老师的掌声和赞扬声，各级领导表扬声和鼓励声伴随着我走过了整个教学生涯。

现在，我回想整个人生戏剧，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地方，因为我没有欠下他人一丁点人情、债务，也没有忘怀他人的恩情。

十二年学生时代，尽管我贫困至极，也仅仅借过堂兄、胞兄共30元作学费，但是在我高中毕业后，我用稻谷，用汗水力气，用教书时每个月仅5元的生活补助费，清清白白地还给了他们。

二哥对我关怀备至，宠爱有加。在我饿肚皮的日子里，二哥往返近一百三十余里，仅为送几根甘蔗给在一中读书的我吃。这份送甘蔗的兄弟情谊，一生都深藏在我脑海深处。在自己也衣不遮体的严冬，二哥把自己防冻的鞋帽和围巾全给了我。这个兄弟手足情，我终身难忘。自从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后，留下唯一亲骨肉——我的侄女，只有七岁多，我就让她一直在我《苦命相怜》的家中生活，直至长大婚嫁。每逢佳节和清明节扫墓时，我在二哥坟上插上一柱香，烧些纸钱，默默地回想着几十年前送甘蔗、给鞋帽和围巾那感动肺腑的一幕幕，以追思对二哥的一片感激之情。

在我学生时代，二嫂嫂在遵从妈妈的安排，完成了三妯娌各自分配的属于自己份内家务活外，挤出时间为我做布鞋，每次都做二双。使经常在学校打赤脚的我，在严冬天气能穿上布鞋。时至今日，我永远感恩不尽。

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的家境有所好转，从此以后，每年她的生日，无论是在怎样的紧迫情况下，我都会抽身去星火村邓家洲为她生日祝寿，以表达我对她的感恩之情。有次生日，嫂嫂的亲戚问我：“你和她（指二嫂嫂）是什么亲戚，怎么每年生日都来了？”我回她亲戚的问话：“我和她不是什么亲戚，原本就是一家人，她是我的二嫂嫂，在我读书年代，二嫂嫂做了很多布鞋给我穿，她每年生日，我是来感谢她的布鞋情。”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，大队书记易升雷为了我有个家，导演了《闪电结婚》这段戏剧。生前，他每次来木冲坑，我定叫他来屋子里坐坐，喝上几杯酒，捧上一杯热茶。他病了，我定会去看望他。后来他病逝，我却不知道，但当我知道了他的归山之日时，我连忙赶回家，背上三万鞭炮赶到他上山的路上，尾随送葬人群的后面，一边放鞭炮，一边流眼泪，回忆着一个九品之外的小小父母官，为我这个与他无亲无故的平民百姓，在残酷的阶级斗争年代，竟能排除左倾势力的干扰，为我导演了《闪电结婚》这一幕戏。我感恩的泪水，随着送葬的哀乐声和鞭炮的嚎啕声撒落在易书记归山的路上……

当时，我也只能以这种方式来感恩他了。回来的路上，送葬的亲戚忙追上来问我这个举动的原因，我如实地讲给他们听。听后，他们对易书记的事情和我当天的举动都感动不已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那次转正考试，学区书记为我掩饰了“间断”教龄事实，使我实现了《险跳农门》。我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，工资也增长了；紧接着我又被评上了小教高级职称，这让我的工资又猛长了一把。学区书记为我转正护航，使我在经济收入上持续受益，我内心感恩不尽。从那时起，他从南桥调王仙，又从王仙调到教育局，他每年的生日，我一定前往祝寿以表感恩，从未间断。

我的大妹妹，勤劳朴实，在家做闺秀年代，就是妈妈得力助手。在《苦命相怜》的那个年代，虽然年幼，在家庭中却起到了顶梁柱作用。也为我这个读高中的哥哥断炊缺粮相济了许多。我能读完高中，捧回高中毕业文凭，有着妹妹一份功劳。

在我脑海里，为了在生产队里挣回5分工，妹妹雨天割牛草，晴天砍茅柴，和摘下几斤小菜去南桥街、金刚街上去换几毛钱那痛心的情景，在我脑海里仍然清晰着，永远珍藏着。

兄妹情，患难情，我和妹妹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。她出嫁，我这个亲哥哥为她购置了简朴嫁妆，出嫁那天，送她的亲哥哥也只有我一人。

以后的日子里，我和妹妹两家都是苦瓜藤上的二只苦瓜，我们相互同情，相互安慰。我的家境有所好转，我对妹妹经济上的接济也有所倾斜。年终，学区发给老师们的糖果花生之类的过年物资，我会分一部分给妹妹带回家；人家给我香烟，我把它换成香皂、洗衣粉之类，也让妹妹拿一部分回家自己用；妹妹家里缺粮食，我让妹妹来我家运回去；家里缺农药、化肥，我用单车推着尿素和钾肥，还有甲胺磷和杀虫双；外甥女住院了，我送去2000元医药费，并另拿300元看望她；妹妹回娘家，我总是挽留她在家多住几天，临走时，付上她回家的车费……

我就是用这些细微行动，感激妹妹“过苦日子”那段兄妹情结。我的日子好过了，她也早已摆脱了贫苦困境，可我们兄妹那段《苦命相怜》的日子，仍然在我脑海珍藏，永远不会消失。现在，我仍然用不同方式回报着妹妹《苦命相怜》的那段情感。

我心中只有一个最大的伤疤，就是我这个儿子对母亲的恩情没有回报过。

母亲给予儿子的恩情重于山、深如海。母亲给儿子有养育之恩，有教读婚配之恩，对我还另有救命之恩。可是，母亲对儿女只有付出，却没有得到儿女给予的半点回报——她，离开我们三个最小的儿女走得太早了，太早了！

我记得，我仅为母亲买过一次“补品”——二瓶乳白鱼肝油。那是我在醴陵一中上学时，利用课余时间打猪草换来的钱买的二瓶乳白鱼肝油。当时很想鱼肝油能给母亲医补肺结核病。那个年代，我们每天都想着如何才能填饱肚子，根本无钱顾及什么营养品。

我记得，我仅为母亲买过一次布料。1969年老师们都要回本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老师们提出去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作为留念。我见到一商店有兰棉绸布卖，想到母亲怕热，用身上仅有的10元钱为母亲买了一块兰棉绸布料。

曾记得妈妈六十大寿，我在均楚酒埠江右干渠做民工，妈妈来信不让我回家，我真的没有回家为妈妈祝寿，手中也无分文为妈妈买上什么生日纪念品。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，我真的太幼稚了，我真的太无用了，我真的非常非常后悔极了。

从此以后，妈妈离开了人世的每个生日，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，我一定会提上祭饭菜，来到母亲坟前，怀着无比遗憾的心情，压抑着内心无比悲痛的泪水，思忆着妈妈一幕又一幕勤劳的情景；每年过大年的这一天，无论是雨天还是大雪天，我一定要带上三个儿子，不畏严寒，同样提上祭饭菜，带上香烛纸钱，爬上坟山，向地下爸妈问好，向地下的爸妈拜年。我一直坚持用这种方式，虽然难以补偿我对爸妈的恩情。

对爸妈的回报，现在也只能用这种方式了啊！

2008年清明节，我给爸妈的坟地重新选择了新址，远离了恶魔，远离了野狗，盖上了一栋富丽堂皇的“大别墅”，也算是我这个儿子对父母的一种回报了啊！

……

啊，我的人生戏剧最终拉下了帷幕。它不是湘剧，更不是京剧，我不够这个资格。它只是乡间游民班子的小丑剧。总而言之，拉下了帷幕，也就这样随它去了吧。

最后一个段落，我坐在社会大舞台的下方，静静地坐着，一边啜着清茶，一边品尝着茴香豆，欣赏着他人的精彩戏剧，为他人的戏剧鼓掌喝彩；更为自己后辈们的人生戏剧表演，鼓掌加油，大声喝彩……